篇一【醫生的自我定位】

給醫學生的信01—

一個醫生需要多少倫理道德？

【前言】

    一個醫生所應有的執業道德，其實跟摩托車修理店的老板相去不遠；把自己的知識、技術提升到應有的水準，其實就是一個醫生最高的倫理道德。

　　昨天在二號館與六年級同學喝咖啡﹝這是我婦產科教學的例行公事﹞，閒聊之際，一位同學問我：「為什麼現在的醫學生要上這麼多的倫理課？」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提出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一個醫生到底需要多少倫理？」或許回顧一下從前舊時代裡的醫生群像，能幫助我們釐清這個問題。 

    在我父親那一代─他是第一代的婦產科醫生，現在88歲，從1943年開始就在台南市執業；他身處那無法輸血、沒有抗生素、沒有全身麻醉，以及手術沒有外科手套，點滴則是用重覆使用的玻璃瓶和橡皮管的年代，可謂經常不眠不休地浴血苦戰，救活了不計其數的孕婦與胎兒。然而，在他的腦子裡可能從來沒有「倫理」這兩個字。他所憑藉的僅僅只是「救人是醫生的天職」這樣的信念；而和我父親同一年代的前輩，例如：宋瑞樓教授、陳萬裕教授、許書劍教授，他們的字典裡也大概從來沒有「倫理」這兩個字，但他們的醫術、醫德卻是無庸置疑的。

　　因此，在我來看，一個醫生比起摩托車修理店的老板，並不需要更多的倫理道德；且讓我們做個類比：

    在這樣的類比之下，呈現出一個很清楚的事實：醫生所應有的執業道德，其實跟摩托車店的老板相去不遠。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則是：修車店老闆對摩托車的構造、功能及修理方法必須要有充分的瞭解，因為假若連剎車壞了都看不出來，或是剎車確實壞了卻亂修一通，很可能會害死騎車的人，那麼老闆即使為人再親切再有倫理，也都沒有用；同理可證，假若一個醫生看病的本事不夠，其他的也就不用再談了。

　　因此，一個醫生所應當要有的最高倫理道德，其實是把自己的知識、技術提升到自己應有的水準。在這個前提之下，當然一個住院醫生的知識能力不能跟教授相比，但自己身為住院醫師就該有住院醫師的水準，身為總住院醫師就該有總住院醫師的水準，主治醫師就該有主治醫師的水準，教學醫院則有教學醫院的水準。試想，如果一個胸腔內科專科醫師，看胸腔X光片子的能力不足，連一個銅幣般的病灶都看不出來，那麼，還奢談什麼倫理道德，豈不可笑？就像一個修摩托車的本事鴉鴉烏的摩托車店老板，再怎麼親切，再怎麼道德高尚也是枉然。

　　當然，在一些有爭議的領域，如：基因檢查、胚胎幹細胞、安樂死……，確實需要強調倫理道德來規範；但日常醫療的領域，只要醫生盡自己的身分該盡的責任，明白自身的不足之處，並盡量提昇專業知識、技術水準，其實並不特別需要什麼倫理。

　　另一方面，從人性上來看，人性本善或本惡是個自古以來便眾說紛紜的議題，而人性到底是利己（selfish）或利他（altruistic）也無定論；然而，目前的基因及演化相關研究無不揭示一個事實─人類最大的利益來自於彼此合作；由此可知，「利他」就是「利己」的最好手段，只要是「利他」的行為，不管真正的動機是利己或利他，只要是利他的行為就是「利他」（Altruism is altruism, no matter what the real motivation is.）。這是因為在人類演化的百萬年過程中，「透過利他來達到利己」的行為模式，已經深植於人類的腦子之中，人類在演化過程中了解此乃對種族存續最有力的保障；一如近代人權發展出「人人平等」（equality），也是由於「人人平等」才能使人類的潛能發揮到最高點，而有利於種族的存續。

    因此，「利他」既然是人類的基本行為模式，醫生只要秉持人類原有的「利他」本能，其實就不用去上一大堆倫理課了；要醫生多上倫理課以解決浮報健保的問題，其實是一種迷思，就像為了防止幾個小偷，卻要大家上公民課一樣可笑。

    可惜的是，我們的醫學教育高層卻看不透這一點，不僅成為始作俑者，甚至火上加油，助長這股「不重醫術提升，只重倫理教育」的歪風。

    醫生確實需要專業倫理，但可以確定的是─提高道德水準的最好方法，絕對不是上倫理課。(“The last resort for better morality is taking ethic cla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