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臺大學生的電子信—6—

《一口箱子》觀後感
─兼談臺大醫學院失落的舞臺劇傳統─

2007年5月26日晚上，前往關渡的臺北藝術大學觀賞舞臺劇《一口箱子》。對現在的臺灣人而言，觀賞舞臺劇的機會可是少之又少。
　　回想起來，懂事以來，有關舞臺劇的記憶只有3次。一次是小學3年級，學校遊藝會演出《三娘教子》，我被選上去演「頑童甲」的角色。這些頑童就是帶壞劇中的小男主角，才使三娘必須苦苦教誨他。當年，我可是品學兼優的模範生，為什麼叫我去演頑童，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個舞臺劇的記憶是在幼稚園的聖誕晚會。教會幼稚園的聖誕晚會當然一定要上演「耶穌誕生在馬槽，東方三博士來儀」的傳統戲碼。記得我扮演的是三博士之一，高高坐在椅子上，身披長袍、頭戴冠帽，面對著馬槽裡剛出生的耶穌，站起來講了惟一的一句臺詞「聖嬰出生」（臺語），然後坐下，大功告成。
　　第三個舞臺劇的記憶是在醫學院醫科3年級時。依循臺大醫科多年的傳統，我們班上要負責演出一齣舞臺劇。當年我並沒有上臺，只在臺下做個觀眾，到底當年演的是什麼戲碼，我也完全沒有記憶，好像參與演出的都是北部中學的校友，似乎這也是個行之有年的慣例。我們臺南一中的校友，傳統上包辦醫科的《青杏》雜誌，我就在這個傳統下負責了《青杏》第30期的出版。可惜醫科這二個傳統「舞臺劇」與《青杏》都已經消失多年。

遇見一葦先生
　　這次之所以會重新體驗舞臺劇是因為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設計學系的姚海星老師的緣故。今年恰逢臺灣最受推崇的劇作家姚一葦先生去世10週年，為了紀念他，北藝大特別上演姚先生的《一口箱子》，由姚老師的女兒海星導演。由於海星是我們的舊識，因此得以與一葦先生有數面之緣。他知道我對繪畫稍有興趣，因此送我他所著的《藝術批評》一書，並簽名為念。我贈送我的畫冊《楓洲記行》，並請他批評指教。姚先生一下子就指著其中「訣別」說：這張最具感情。我這張素描是日本鹿兒島從前神風特攻隊訓練基地的場景，畫中前景是揮手道別的特攻隊員，背景則是一架零式戰機。看過《一口箱子》這齣戲，再回想姚先生在眾多風景素描中對「訣別」情有獨鍾，似乎「其來有自」。
　　不巧的是，不久，姚先生就在心導管手術中猝然去世，想來也許冥冥之中也是「訣別」。10年前我對人文涉獵不多，10年來逐漸從生物醫學探索社會人文，若姚先生今日仍在，想必可以在這方面向他請益更多，畢竟臺灣像他這樣的playwright，可謂鳳毛鱗角。

《一口箱子》的本事
　　《一口箱子》是姚先生早期的作品，於1977年首次公演，劇情並不複雜，主角只有2人—老大與阿三。老大自信、粗獷，喜歡打抱不平；阿三內向、羞怯，兩人萍水相逢，一起流浪，到處打工，相依為命。阿三隨身帶著一口他父親在他離家出外謀生時給他的箱子，阿三視為精神依託，分秒不離身。全劇分為4場，第一場老大與阿三因為與老闆爭執，罵了老闆是豬，兩人捲鋪蓋離開，在荒郊野外，兩人談論事情發生的經過。第二場是在某個鎮上的餐館，幾桌客人正在用餐。突然收音機插播新聞說：有人遺失一只箱子，內有放射性同位素－鐳錠，十分危險，若有發現請速報警，因此尋獲者可獲高額獎金。隨後老大與阿三也到這個餐館用餐，食客們見到阿三的箱子與廣播所描述的十分相似，因此議論紛紛。其中一位客人上前與阿三搭訕，引發老大的疑心，兩人起了衝突之後，不歡而散，食客們隨即報警，追捕兩人。第三個場景是在古廟前，老大與阿三被追逐至此，兩人沮喪之餘，仍然不知眾人為何追捕他們。不久，追捕群眾逼近，兩人決定逃到碼頭躲避。第四個場景是碼頭的瞭望塔。兩人躲在塔頂，警察與眾人隨即發現而加以包圍，要求阿三交出箱子檢查。阿三以箱子為父親遺物堅不交出，老大則勸他交出以解決困境。拉扯中阿三由塔上墜下而死，眾人見出了人命，一致誣指是老大把阿三推下，於是老大被警察逮捕送辦，劇終。

　　這個劇本寫於1973年，據一葦先生的記載，寫這個劇本的動機是：1972年自美國考察戲劇回臺，提著一口箱子剛踏出飛機門，看到機場歡迎他的親友，倏然浮起一種感觸「人是回來了，這次考察獲得了什麼？手提箱中又裝塞了什麼？」，這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促成此一劇本的創作。

《一口箱子》的劇評
    據俞大剛的說法，技巧上，《一口箱子》是個融合中西劇場的作品，在內容上是「現代的」，「反的」，主題為懷疑人生、諷刺人生，乃在否定人生價值的作品。陳玲玲指出：1973年姚先生49歲，因19歲與29歲時被無故逮捕，遭遇政治迫害，而自覺地把真正面目躲在學術和文學藝術的面具之下，這是遭受迫害多年之後所寫的作品。
　　劉森堯則認定：《一口箱子》是一齣現代悲劇，這齣戲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阿三對他的箱子的眷戀，以至不知就裡被追逐到為那口箱子而死」。第一場戲老大與阿三有一連串無意義的對話，襯托出現代人生活的疏離感與無力感；這就是西方荒謬劇場中所經常運用的漫無頭緒的對白，藉此來呈現現代的荒謬感。荒謬劇場是現代文明的產物，最能代表20世紀工業文明的精神風貌，也具體呈現現代人的悲劇意識。此一劇中也呈現出現代人的徬徨與無依。那口箱子就是阿三在漂泊生涯中的精神依靠，但也成了他的包袱。在懷舊情緒（nostalgia）與對現實的無力感中，最後跌入破滅的深淵，邁向悲劇的命運。
    《一口箱子》寫於1973年，前一年（1972年）臺灣退出聯合國，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的紅布條遍佈臺灣，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心惶惶。在姚先生的口述自傳裡曾經談到他創作《紅鼻子》（1969年發表）的心理背景，這個心理背景應該也與創作《一口箱子》的心理背景有關。

　　姚先生曾對導演《紅鼻子》的洪祖玲（本名陳玲玲）描述他創作《紅鼻子》的心理背景：當時陳映真因《文季》被捕，陳耀坤也被抓，姚先生自己早在1951年，已經育有二子的他，只因有人告發他接了一封他自己從未接到過的信，從8月被關到次年3月。當年這些被捕者有很高的機率，是有去無回。在這樣的心理背景之下，在1973年的時空，就產生了《一口箱子》的現代荒謬劇。

《一口箱子》的新詮釋
   一個劇本的演出可以隨著時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詮釋。這次姚先生去世10週年，執導《一口箱子》的海星對它的詮釋，在這個言論自由百分百的後解嚴時代，想必另有一番用心。

　　海星執導的「一口箱子」中，老大被有意地型塑成外省人（演員雖是土生土長的臺灣囝仔，臺辭卻是捲舌的北京話），阿三則講的是現代口音的華語，代表著本省人。阿三視為生命的祖傳箱子，其實空無一物，這口箱子似乎代表著臺灣人400年來所期望的東西，但是世人卻無法了解臺灣人要的是什麼？外省人（老大）與本省人（老三）同是天涯淪落人（在臺灣），相依為命，最後的下場卻是：外省人的老大與本省人的老三一起，為了那口箱子，被愚昧的世人四處追逐，無處可逃而破滅沈淪。

　　這樣的詮釋與因為中日戰爭而有家歸不得，因為白色恐怖而兩度被捕的姚先生真正的心理情境，相去多遠，當然頗難推測。不過海星這樣的詮釋那口臺灣人視同寶貝，卻無法為世人所理解與接受的箱子，還有老大（外省人）在這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今天這樣的時空，確實值得深入的剖析與探討。這樣的詮釋也為姚先生的《一口箱子》賦與了新的生命，新的意義。

《哥本哈根》
    目前我也正在策劃一齣舞臺劇的演出。臺大的杜鵑花節過去純粹是開放校園給高中生參觀，歡迎他們投考臺大。不過今年我們加入了「杜鵑花生物醫學與神經科學影像展」以及「杜鵑花節錯覺展」希望讓杜鵑節都成為一個「科學文藝祭」。雖是異想天開，但反應出奇熱烈，錯覺展在1個月展出期間，觀眾超過15,000人。除了本校師生之外，中小學學生也成群前來觀察；更令人感動的是，不時有幾個年輕媽媽一起帶著小朋友前來體驗科學的趣味，要不是有這個展覽，臺灣大學跟這些未來主人翁的關係，大概只有好吃的臺大餅乾冰淇淋吧！「錯覺展」與「影像展」讓臺大同仁體會到：臺大居然也可以做這種事。承辦杜鵑花節的秘書處同仁要求我為2008年的杜鵑花節再出個好點子，受到《一口箱子》的影響，我說就來演個舞臺劇吧！

　　我想演出的劇本是“Copenhagen”《哥本哈根》，這是英國劇作家Michael Frayn創作，於1998年首演，2000年獲得東尼獎的Best Play。故事背景是：1942年德國物理學家Heisenberg到哥本哈根拜訪丹麥物理學家Bohr。兩人都曾獲諾貝爾物理學獎。Bohr是Heisenberg的mentor，也是collaborator。到底這次會面兩人談了什麼，可是眾說紛紜。有人說：Heisenberg希望說服Bohr能說動德國和同盟國雙方的物理學家，去告訴兩邊的領導人製造原子彈是不可能的，希望藉此可以阻止即將來臨的原子彈浩劫，結果Bohr波爾並未答應。有人說：Heisenberg希望Bohr傳達消息給同盟國—德國的原子彈即將發展成功，同盟國最好準備接受和談。

    Frayn在此劇中並未明示到底真情如何，只是提出種種可能，讓觀眾自己揣摩。這齣戲的內容涵蓋政治、戰爭、科學、歷史，還有科學家面對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道德抉擇，對臺大眾多不同科系的師生，應該都會有所啟發。本劇只有3個角色(Heisenberg、Bohr和Bohr的妻子)，佈景也很單純，實務上應該可行。希望這個想法真能實現，為臺大繼錯覺展之後，再帶來一個驚奇。

臺大醫學院的舞臺劇傳統
　　這次因緣際會地體驗了《一口箱子》的舞臺演出，倒是真的有了一番不同的體驗。與今天充斥四處的電影、電視、DVD相較，舞臺劇的演出真的使觀眾更能夠體會演員所欲形塑的角色。這也難怪戲劇演出是人類最古老、歷久不衰的表演形式。以臺大醫學院而言，前面所提到的，醫科3年級學生演出舞臺劇，是自日治時代以來延續多年的傳統。至少到1970年代還在持續，不知何時無疾而終。
　　醫科學生傳統的舞臺劇演出，想必有其提昇人文關懷的著眼點。也許醫學中心應該重拾失去的傳統，讓醫學生們演出《一口箱子》這樣的劇本，讓他們從角色扮演去體會現代人的彷徨與疏離，從而更能體會「行醫」之道。《一口箱子》的場景雖然荒謬，但絕對不比醫生們大排長龍只為了要蓋個倫理學分的章，蓋完了章立刻一哄而散的場景更為「荒謬」吧！其實，今天的臺灣，除了現代人共有的荒謬之外，還加上獨有的荒謬：2300萬人連自己的國家叫什麼名字都不確定？
　　何以臺大醫學院傳統的舞臺劇與《青杏》會消失無蹤呢？這些年來醫學院與醫院的「頭人」（領導階層之意），若不是一心想擴大醫療版圖與財團法人醫院一較長短（見《景福醫訊》：「建構中臺灣的臺大醫院」），就是汲汲營營於更上層樓，那有心思去珍惜維護這些珍貴的人文傳統，倒是充斥一些只見形式的管理、倫理。真正的人文可在？其實就在這些失去的傳統之中，正是「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人文卻在自家院子中。」已故的李宇宙醫師在他的《今天不寫病歷》一書也有這樣的文字：

在很多很多年以前，臺灣的醫學院在校園裡其實會演出莫里哀式嘲弄、挖苦醫師的戲劇，學生們也會激烈地討論契訶夫的小說或黑澤明的電影。但是，這些東西曾幾何時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然後出現了一批像經師般呼籲著醫學教育，或像討論病理切片一樣論辯醫學倫理學的專家學者。只是似乎愈來愈無可挽回地，白袍驕子將逐一成為憂鬱、困惑，像病人害怕疾病一樣地害怕病人的醫師。我想，是我們的醫學教育者出了問題。

感想
　　最後，我還有2點感想：

　　1.舞臺劇是當前大學追求科院合作，提升人文思考的可行方式，要是   姚一葦先生還在人世，以他的功力必然可以寫出像Michael Frayn的“Copenhagen”這樣的力作，臺大同仁何不見賢思齊。

　　2.期望臺大醫學院重拾失落多年的舞臺劇傳統。讓臺大醫科傳統的舞臺劇重新復活，也許是可以劍及履及的一件事，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